试看整个中国封建帝王史，你再找不出第二个这样有福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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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乾隆皇帝很有福气，乾隆中叶更是他玩耍的高峰期，但这个时空里一切都变了。复汉军的存在让乾隆脑门直疼，现在山东的混元教，福建台湾的天地会和洋匪，要收拾山河就要钱啊。乾隆有重整河山的豪情，当初训练八旗新军的时候，都是他拍板定下的章程，下了严令让挑选出的八旗武官听从俘虏的作训，直接以复汉军的那一套来练兵，乾隆雄心壮志和能力都是有的。但他现在真的没钱了。

乾隆现在恨不得把宫里头的金银器物都全拿去溶了，东北要银子，西北要银子，山东河南安徽前线也要银子，南面各省倒还算好的，钱粮都能顾住，问题在北方，问题在北京。因为北京城里还有百万旗人，整个八旗的铁杆庄稼，乾隆上哪去找？

而且，而且……

乾隆想到各地报来的反书禁书案，还有时不时的陈逆暗间杀官烧仓时间，就觉得这脑门真真叫一个疼。现在满清可拿的出手的军事力量依旧不少，比如西南，云贵和广西的绿营还都是能战的，四川已经调出了一万多绿营，估计也是四川各兵镇的精锐了，但挤一挤，还能再出一两万。大西南的军队乾隆已经在调动了，可是云贵和广西都非富裕之地，四川还好，大军调动的钱粮少不了要广东解些银子，而一个广东能支撑的下么？

乾隆现在最最万幸的是，陈鸣常州大败闽浙陆勇之后，没有掉头南下吃掉苏州，兵进杭州，还带浙江这个钱袋子还能保住。否则南方也愁人。

北方的马队不能再出动了，再出的话蒙古会有什么反应且不提，光钱粮上就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且那些地方的马兵军纪涣散，屡屡扰民，洗劫村镇，烧杀掳掠之事频频。那都是在给逆贼补益，在丢朝廷的民心；北京城的旗兵也可以调动，但是自家人知道自家事，北京的旗兵是很多，然如西山健锐营和八旗新军之精锐者，却少之又少。

火器营、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兵营、神机营、虎枪营、善扑营等等，都已经抽调精锐赶赴河南与山东战场，各营兵势旺盛，但精锐者少。而且京旗才是他的命根子，就比如那西山健锐营，除了第一次调动了五百人赶赴河南，乾隆再没动用过他们。不是健锐营也腐朽了，不能战了，而是乾隆要把他们攥在手心中。这种精锐轻易地损失不得！

银子就是这个时代的燃油，缺少了‘燃油’，再强大的‘飞机坦克’也是废铁烂铜一堆。乾隆甚至还要防着这些‘飞机坦克’反噬。之前山东局势紧张的时候，乾隆就大把大把的将巡防营的人马调去了山东，都没动用几个在京的旗兵。因为死一个旗兵比死一个巡防营汉兵的成本高太多了。

“皇上，要缓解银钱之危急，只能开捐局，筹饷局。奴才以为，可在湖南、四川、山西、直隶、浙江、广东六省试开亩捐，按地亩肥瘠和业田多寡，照地丁银数分别抽捐，大致每亩起捐自二十文至五十文不等。同时，对京津、浙江、广东的米行推行捐厘之法，规定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助饷。可解朝廷燃眉之急。”

“如效果殊然，可放宽限制，纵宽齐平各业大行铺户，一律照捐抽厘，大致值百抽一。”傅恒面对着乾隆款款而谈。他说的这些如果被陈鸣听到，肯定会感叹‘英雄所见略同’，这政策，他么不就是历史上满清平太平军的时候出台的‘厘金制度’么。这个策略在中国近代史上贻害无穷，却也是湘军、淮军、楚军等晚清重要地方武装力量成型的重要原因。

地方团练武装有了钱粮，还用得着**朝廷吗？就像原时空的晚期时，要不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思想老旧守固，他们如果举起反清，解决满清何必拖到1912？还他么留下那么一个烂摊子？【注明，这烂摊子不是指近代中国遭受的耻辱，而是指对满清的优待，连皇室带王公贵族都算上，他么的没有一个清算的】

乾隆犹豫不决，他手中真的没有银子了，但是厘金这东西一开就难以刹住口，这会让中央财权旁落，地方财权膨胀。如此会威胁到满清的统治，这是最直接最明显的一个隐患。

并且战乱之中，吏治难保清廉，一旦开了厘金的口子，地方私征加派的行为会不会肆行无忌？会不会让朝廷更失人心，最终导致满清驾驭全局的统治能力随着财政状况的日益恶化而逐渐丧失？

“地方行有财权，加辅之以团练，岂不成唐时藩镇？”乾隆面带怒色。

傅恒也不是傻子，怎么会不知道其中厉害因果，但是朝廷没钱啊。复汉军都已经杀到郾城，乾隆已经下令给新任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尹继善，让他立刻催兵，甭管苏州和松江的部队是怎么一副狗模样，一定要他们进兵南京，一定要把陈鸣从江北恏回江南去。

福建乱起，浙江和广东的精力全都要收回一部分，福建陆路提督段秀林更上书北京，直言军中士卒人心混乱，人心思乡，兵无斗志。但段秀林手下的福建陆勇乃是松江清军的头等主力军，当地官府岂容他们这般走人？

松江地方一改之前所为，钱粮犒劳源源不绝。虽然他们之前被复汉军扫荡过了一次，可松江真的很富裕，段秀林部满打满算也万人不到——连战连败，损失惨重，一个松江府完全能包裹起来。

并且，满清开捐，也就是当年康麻子打三藩的时候行的‘捐纳’，那是可以直接捐实缺官做官的。

当初康麻子时候，头三年，全国光知县就捐了五百多人，那是只要拿钱，就立刻做官，与捐先用、捐即用。而且趁着开捐，全国各地捐纳生员与贡生的也层出不穷，乾隆中叶的中国比康麻子时候富裕的太多了。雍正年间的御史顾琮曾尖锐地指出：“不问才也、能也、文理优通也，朝为白丁，上一千七百两，而暮则堂堂县令矣，再上一千两而先用，再上一千两而即用矣。通计不过三千七百两，即授一小县而烟火万家，司其政令光荣极矣。”

康麻子那个时候一千七百两就可以当一县父母，眼下乾隆皇帝涨到了五千两，而且位置多处长江一线、福建、山东与河南。如果那知县能自己带着一支团练到县里上任，或是跟随官军攻伐叛匪【位置还在义军控制中的】，那就更是我大清的忠臣了。

中国从来不缺官迷，有钱的官迷更多。所以颁布发令才只半月，乾隆就收到了上百万两银子的买官钱，这予个人而言是一笔天文数字，但对于一个国家，那也就是塞塞牙缝。

乾隆脸皮都不要了，开了捐纳，史书上再摸白也是污点，这都是为了满清的江山，那么他能答应开厘金么？